第五条：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这条原则告诉我们：在组织战役、战斗的时候，要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并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把握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战斗准备工作。 （一）为什么必须强调作好准备呢？ 我们的作战方针是打歼灭战，要求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稳、不打则已、一打必歼。要达到这个目的，除集中优势兵力外，还必须充分准备。每个战役的胜利程度是和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密切联系着的。准备愈充分，胜利愈大，时间愈短，代价愈小。毛泽东同志指出："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林彪元帅提出的四快一慢（四快是：向敌前进要快；攻击准备要快；突破扩张战果要快；追击要快。一慢是：一定要准备好了的情况下才发起攻击，如尚未准备就绪，则宁可慢一些。）的原则，其中慢的意思就是准备好再打，不打莽撞仗。如，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渡黄河之前，作了一个月以上时间的准备工作，因而渡河之后得以所向披靡、势如破竹，顺利地完成了战略上的中央突破。又如1947年11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清风店附近全歼国民党第3军一万三千人，这次胜利的主要原因就是在整个战斗部署上进攻部队与箝制部队的协同、野战军与地方军的协同、正规军与民兵的配合、前方与后方以及人民群众的支援等方面都作了周密的组织和充分的准备。反之，如果没有必要和充分的准备，临时仓促投入战斗，胜利的把握是少见的。 （二）如何做到有准备、有把握？ 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们要求在战斗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智勇双全的将军，就是要求比较多的打胜仗，反面的说，要求比较少的打败仗。这里的关键，首先就在于作到主观指导和客观情况要相适应。这就要求指战员要熟识敌我双方面的情况，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前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了方法，从调查情况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第三次就打了胜仗。其次，主观指导和客观情况完全相符合，在战争中或战斗中是少有的，然而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及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有了胜利的把握。 根据过去战争经验，主要准备工作有： –思想准备，政治动员； –组织准备，人员补充； –情况准备，侦察了解情况，研究敌情、我情、地形、任务、气象等等； –战役、战术、技术准备，新兵器的使用； –兵力集中； –各种器材、弹药、油料、食粮、水的准备； –战场准备； –交通准备； 在准备时，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反对那些毛毛草草没有准备就投入战斗的冒险家，反对打官僚主义仗，反对打莽撞仗；二是反对疲疲沓沓慢吞吞的作风，反对打老爷仗。 在现代条件下作战，同样要求有充分准备。当然准备内容更加复杂了，但准备的时间则要求极力缩短，指导更加具体，工作更加紧张。因此，我们要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对于整个敌人，在政治上我们是轻视的，有信心取得胜利的；但对于每一个具体的敌人，我们就不能丝毫轻视，要慎重的对待，一个阵地一个阵地的夺取，弱敌要当强敌打，避免无准备、无把握的作战。
第六条：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一）我军的战斗作风：英勇果敢、坚决顽强、积极主动、机智灵活、行动迅速、吃苦耐劳、独立战斗、主动协同、坚决执行命令以及连续作战的优良战斗作风。 1、英勇果敢、坚决顽强、积极主动、机智灵活是人在战斗中高度发扬主观能动性的结果。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主要依赖于这种主观能动性作用。只有发挥高度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只有发挥高度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渴望交战，钻研战法，寻找战机，积极歼灭敌人。因此，这些都是战胜敌人的根本条件。例如：塔山阻击战斗中的纪守法战斗小组（三人）深夜渗入正在进攻的敌后方，消灭了敌人两个火力点，打乱了敌人战斗队形和炮兵指挥所，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3支，子弹四千余发，杀伤敌人几十名，使敌惊慌失措，对正面守备部队起了很大的支援作用。1952年秋，我抗美援朝志愿军某部上甘岭的防御战，就是英勇顽强的典范。在那次防御战中，志愿军两个连据守的不到三点七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敌人前后投入约六万人的兵力，105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三百多门，出动了三千多架次飞机和一百七十多辆坦克。在持续四十三天的战斗中，敌人发动了九百七十多次冲击，发射和投掷了一百九十万发炮弹和重磅炸弹，山头被削低了两米，岩石都被炸成了一米多厚的粉末，但我志愿军两个连的同志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阵地，和敌人进行了多次地反复地冲杀、争夺，结果是敌人付出了伤亡二万五千余人，损失坦克十四辆、大炮六十多门、飞机二百七十多架的代价，而我们的上甘岭阵地还是傲然屹立着。 2、行动迅速、吃苦耐劳、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是能否坚持战斗和取得胜利的关键。例如：红军在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连续行军作战，忍受了艰难困苦，冲破了敌人层层封锁，艰苦卓绝、震惊全球，终于走了二万五千里的行程，完成了北上抗日的任务。又如1948年，我军某部正在大虎山附近作战，接到了追击向营口方向逃窜敌人的命令，部队刚一结束战斗，即在12小时内，不吃饭不休息，走了八十多公里路，结果歼灭了企图逃跑的敌人。 3、命令是战斗行动的依据。坚决执行命令，主动协同的作风是取得胜利的保证。红军建军初期，毛泽东同志手制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之一。坚决服从命令是建立在高度的政治自觉的基础上的。服从命令和发扬民主是辩证的统一，二者必须适当的结合起来。无论是服从命令或发扬民主，都必须从阶级利益和全局利益出发。只要对全局有利，即使很困难、有很大的危险也要坚决执行，同时充分进行政治动员，在情况许可下广泛地开展军事民主，统一思想认识，找出克服困难的方法。这样，命令既能贯彻，又符合主客观的情况。反之，命令主义只会形成盲目的服从；片面强调民主就会形成极端民主化。这里特别指出，任何强调特殊、强调困难、自以为是、借口拖延无论在平时、战时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主动协同是无产阶级军队的特点。主动团结协作的标志是：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就是友邻处于危险情况时不惜自己的一切去支援，同时在战斗中能够主动地向友邻靠拢，主动地服从友邻的指挥，后到的服从先到的，情况不熟悉的服从情况熟悉的，哪里有枪炮声，就向哪里前进。这不仅是战斗积极性的表现，也是主动协同的表现。这样就可以在整个行动万一失去指挥时，仍可以形成临时的指挥系统，而有助于全局的胜利。 （二）培养良好的战斗作风，平时要靠教育养成，战时主要靠实战生活的锻炼和培养。 林彪元帅曾说："不能打大仗打恶仗的队伍，打几次大仗恶仗后，就学会了。不能走路的队伍，来几次急行军、强行军就能走了。不能强攻死守的队伍，来几次强攻死守就行了"。因此，我们在平时的学习和工作等方面，要经常注意养成迅速、紧张、认真负责、团结互助、遵守时间、服从命令等优良作风。 在未来战争中，由于原子武器等新武器出现，会影响到军队的战斗行动，但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仍然是人不是物。因此，保持与发扬优良的战斗作风仍然是争取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
3、攻城打援 这是在我军兵力占优势时采用的一种方法，即在我军既有力量打援（运动战），又有力量攻城（攻坚战）时，把运动战与攻坚战紧密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一面攻城，以吸引敌人来援，如敌不来，则坚决将城攻下。如济南战役，我以7个纵队攻济南，以8个纵队在滕县、邹县、金乡、钜野地区构筑阵地，准备打击徐州来援之敌，由于我军动作迅速，全歼守敌，致使徐州之敌未敢北援。 4、以我之行动来左右敌人，而在敌运动中围攻之 我们知道自古以来没有不犯错误的指挥员，敌人有岔子可寻，正如我们自己也难免出岔子一样，因此，乘敌之隙的可能总是存在的。而且我们可以造成敌人犯错误。这就是我们过去所提倡的要学会两套本领：不但对自己部队下命令，而且要学会向敌人下命令、"指挥敌人"。这是一种指挥艺术，也就是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西，即所谓声东击西）。敌人犯错误或造成敌人过失，这种例子在我们战争史上是很多的。如1946年7月敌人以10个军向苏北进攻，其中有4个军守江防，6个军进攻，每个军一路，每个军仅一个旅（1947年6月前旅为2团制）在前面，形状分散，结果被我歼灭7个多旅。这是敌人犯了分兵进攻的错误被我抓住的一例。陕北的青化砭、羊马河、沙家店之战，都是调动敌人，使敌人发生过失的很好的战例。在那次战役中，我军将敌人主力5个旅引向安塞方向，当敌人右翼一路向青化砭前进时被我军全歼；后敌人主力指向延长、清涧、瓦窑堡前进至羊马河时，被我军一举歼灭。 这些例子说明了我们的胜利可在敌人指挥上面找到根源，但我们不应把这点作为我军战略、战役计划的重要基础，相反，我军的计划宁可放在敌人少犯错误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我乘敌隙，敌亦乘我隙；我们的任务就在于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少授敌以可乘之机，善于发现和抓住敌人的过失，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5、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不计一城一地得失，调动敌人于运动中歼灭之。这种打法是当敌人分路向我进攻时，我军为了创造敌人弱点，避开敌人主力，使敌人发生过失而后加以歼灭的一种打法。这种打法作战方向是不固定的，在指挥上要求善于观察全局，掌握敌军行动规律，适时捕捉战机，并以一部兵力箝制他路敌军，集中主力打败敌一路速战速决。如莱芜战役，1947年1月国民党军三十一万余人，分南北两线进攻山东解放区，南线以8个整编师分三路沿沂河、沐河北犯临沂，北线以3个军由明水、溜川、博山等地南下莱芜、新太，企图在沂蒙山区同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在此情况下，华东野战军以一部兵力在临沂附近阻击南线之敌，以地方武装在[兑]州以西运河上架桥，伪装主力将要西进，主力则大踏步地迅速北上，求歼北线之敌。蒋介石错误地断定华东野战军向西转移，遂严督北线3个军迅速南下。我北上之华东野战军则乘机将南下之敌全部包围，歼灭于莱芜以北地区。此役歼敌六万余人，俘敌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收复城市十三座。 6、乘敌立足未稳或仓促转入防御之际而围攻之。 当敌人分路向我进攻时，我则采取避其精锐击其惰归的办法，先利用工程作业与猛烈的火力予进攻之敌以重大杀伤，当敌人停止进攻将要转入或刚转入防御之际，不失时机，以我突击集团向敌进攻，分割聚歼敌人，发扬我军夜战、近战特长速战速决。例如宿北战役，国民党军队为打通陇海铁路东段，进占临沂等地，以28个旅的兵力分别由江苏北部东台、淮阳、宿迁和山东南部的台儿庄、枣庄等地同时发起进攻。解放军山东和华中野战军以一部兵力分别箝制台儿庄、枣庄、东台、淮阳等地出犯之敌，集中主力歼灭宿迁北犯之敌。我军待敌进至宿北，乘敌立足未稳，歼灭敌整编69师三个半旅二万四千余人，并为鲁南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7、深入敌人统治区，调动敌人于运动中歼灭之。 这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对于分散孤立的敌人，我军则实行较大范围的外线出击，进行破击战，斩断敌人的补给线，向敌人薄弱的浅近后方突击，寻找战机，速战速决，歼灭分散孤立之敌–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团等。如我西北野战军主力一部，乘敌后空虚，深入敌后主要基地宝鸡，连克陕西之[枸]邑、永寿、长武以及甘肃之灵台、崇信等十二座县城，歼胡匪二万一千余人，动摇了西北敌人的根基。 第二种情况是经过较充分的准备之后，由指定的战略突击集团向敌人薄弱的后方，实行外线的深远突击，超越敌人作战，以调动敌人。这种战法初期用于广泛繁殖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创造战场，并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一部。如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迫使敌人放弃了重点进攻，不得不分兵回援老巢，创造了我军在运动中大量歼敌的有利条件。这种战法的特点是远离后方进行无后方的运动战，外线与内线配合，由战略配合进到战役配合。这里的关键就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打胜仗；在于创造群众条件，坚决争取群众。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
8、打退却中的敌人。 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敌人向我进攻（或增援被围之敌）受挫，为了改变不利形式采取的一种新的机动–收缩或撤退。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即应看准火色，掌握战机，适时转入（或发起）进攻，以突击兵团迅速向退却的敌人实施分进合击，坚决勇敢地楔入敌人的纵深，割裂敌人的战斗队形，斩断敌人的退路，聚而歼之。第二种情况是敌人在我猛烈进攻的压迫下，为了避开被歼灭的不利形势，企图收缩或撤退，我军即不顾一切疲劳和困难，发扬三猛战术，运用平行追击、正面追击、截击高速度地追击敌人，避开敌人的阻扰，力求将敌人合围于预定地域而聚歼之。如怀来的追歼战中，敌人就是为了摆脱被歼的形势，企图向北平收缩，我军当即转入追击，在追击中担任尖刀的部队经过一昼夜急行军，不顾敌人火力射击与沿途小股敌人的阻击，仍猛追退却之敌；于午夜一时追上敌人后，即一面组织进攻，一面断敌退路，并配合主力勇猛冲击，分成小组插入敌群，打乱了敌人。此次战斗歼敌八千，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果。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运动战的特点是：在广大的战区上和一定的战线上集中优势兵力，高度机动，实施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而其中心则在于调动敌人于运动中而各个歼灭。 （二）运动战与阵地攻坚战相结合。 为了全部彻底歼灭敌人，攻占敌人所有的坚固阵地和有现代设防的城市，除运动战外，必须将阵地攻击与攻坚战提到一定的战略地位上来，必须学会阵地攻坚战术，以配合运动战，否则就不能取得胜利。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我军不断地缴获大量的现代化武器，增强了自己的装备，建立起自己的炮兵和工兵，这就使我军能够充分执行阵地攻击的任务。在1948年，我军连续攻克了国民党大批"重点设防"的城市，同年九月至1949年1月，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战中，歼灭了敌人主力。这些胜利都是我军以运动战结合攻坚战而取得的。 在未来保卫祖国的战争中，运动战将仍是我军重要的作战形式，根据我军的装备和我国的地形条件，打运动战对我军仍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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